“杜老师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样教，孩子们能学进去吗？”村支书的媳妇王婶找到杜晓兰，一脸担忧地说，“你看我家那小子，自从上了你的课，整天就知道唱那些乱七八糟的歌，字也没见写好几个。”
杜晓兰耐心地解释道：“王婶，您放心，我设计的这些课程都是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，让他们在玩乐中学习知识，效果一定会慢慢显现出来的。”
然而，王婶并不买账，她摇摇头说：“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们这些农村孩子，能认几个字就行了，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到头来什么也学不到。”
类似的质疑和反对，杜晓兰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。她理解村民们的心情，也知道改变他们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。但看到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，她又无法就这样放弃。
为了解决教学上的难题，杜晓兰经常找李卫国和王大山商量对策。李卫国虽然支持杜晓兰，但也深知村民们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，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。而王大山虽然也尽力帮忙，但他毕竟只是一个乡村医生，对教育方面的事情知之甚少，能提供的帮助也十分有限。
郝建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杜晓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她不仅要面对教学上的挑战，还要独自面对生活上的各种困难。而远在省城的郝建，同样深陷困境，他们彼此牵挂，却无暇顾及对方，只能在各自的战场上苦苦挣扎。
郝建心力交瘁地回到家，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，就被母亲一把拉住，眼眶红肿，声音颤抖：“建子，你爸他……越来越不好了……”郝建心头一紧，快步走进父亲的房间。父亲躺在床上，原本就消瘦的面容更加憔悴，脸色灰败，气息微弱。
“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郝建握住父亲的手，强忍着内心的悲痛问道。
父亲艰难地睁开眼睛，浑浊的双眼望向郝建，嘴唇微微颤动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他想要抬起手，却无力地垂落在床上。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郝建转头问母亲。
“医生说……说你爸他……”母亲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郝建明白，医生的诊断结果肯定不容乐观。他强忍着泪水，安慰母亲：“妈，您别担心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治好爸的病。”
然而，郝建内心却充满了无力感。他跑遍了省城的各大医院，咨询了无数专家，得到的答案却都是一样的：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，治愈的希望十分渺茫。
看着父亲日渐衰弱的身体，听着母亲整夜的哭泣声，郝建的精神几乎崩溃了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，如果当初没有选择离开农村，而是留在父亲身边，或许情况就不会这么糟糕了。
就在郝建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一个陌生人找到了他。
“你是郝建医生吧？”陌生人约莫四十岁左右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穿着得体，说话不紧不慢，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。
郝建点了点头，疑惑地看着对方：“您是？”
“我叫陈明，你叫我老陈就行。”陌生人笑了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“我看到了你贴在医院公告栏上的寻人启事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”
郝建接过信封，一眼就认出那是他当初收到的那封匿名信。他猛地抬起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：“难道……您就是那位告诉我治疗方案的人？”